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FMBA项目是双方发挥各自专长合力打造的国内首个金融方向的MBA项目。课程设计既着眼飞速发展的全球金融市场，又紧密贴近变革和发展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实践。项目自2000年创办以来，已培育出两千余位掌握金融财务理论及管理专长并具有金融实践的毕业生。

5月30日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系副主任、TIEMBA项目学术主任陆瑶教授为清华-香中大FMBA同学带来“‘治理’赋能——数字经济转型下的公司治理变革与趋势”主题讲座。

陆瑶教授提出了公司治理亟待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以此为脉络，梳理了传统公司治理的主要思路，并提出数字化转型趋势下公司治理的新方向，为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提出“良方”。此次讲座作氛围热烈，干货满满，讲座虽然结束，但思考仍在路上。

当前公司治理亟待回答的三个重要问题：

·数字化经济转型如何影响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变革?

·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如何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如何解决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实现家族财富传承?

数字化经济转型：“治理”赋能

传统的公司治理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资本市场”将投资者的资本与企业家的技术对接起来，公司治理则是保证资本市场持续健康有效发展的重要必要条件。

·在公司层面，公司治理可以影响公司行为和投资者对公司投资的信心，进而影响公司绩效与估值;

·在宏观经济层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的发生，都表明不良的公司治理，会损害国家经济发展，进而导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

企业的公司治理，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指委托人(投资者)雇佣经理人时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经营问题。“传统”西方的公司治理系统，是投资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主要通过制度安排，合理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力责任关系，主要思想是保护股东。

公司治理的机制主要包含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和软性治理机制。数字化转型和技术革新为公司治理带来新的变化。一方面，新的技术消除了原先的一部分信息不对称，例如外部投资者获取企业信息的能力增强，社交媒体加快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但同时也增加了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新兴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专业化程度提高，普通投资者难以理解业务模式，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估值更加困难。

综合考虑各方因素能够发现，数字化转型和技术革新有助于降低“委托-代理”问题。

·首先，新技术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力。2019年，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Big Data and Firm Dynamics》提出，大数据能够支持企业更加精准的决策过程，提高投资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的生产力转化。而企业绩效变好，经理人会减少浪费企业资源的行为。

·其次，新技术有助于提高产品市场外部监督。技术的发展使得产品市场竞争愈加激烈，新兴企业的生命周期呈现缩短趋势，产品市场竞争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得以加强。

·第三，新技术能够提高企业对创新的需求。产品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商业模式更新加速，企业需要稳定的业务开发和研发环境，以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四，新技术提高了企业对信息和技术的依赖程度。复杂的业务模式和快速的技术迭代，使得信息和技术成为决策能力的关键。

·第五，新技术提高了股东对企业家的依赖程度。外部融资范围愈加广阔，资本呈现社会化的趋势，但大量的普通投资者对企业的理解有限，专业精英的作用愈加凸显。同时，新技术带来了更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交易，企业获取资本的门槛越来越低。

综上能够发现，数字化经济转型和技术革新使得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增强，同时企业家与资本之间有了更强的利益绑定关系，传统的“委托-代理”问题有所减弱。而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传统公司治理体系在当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无法保证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

对此，应该构建适应当前新形式的公司治理创新体系，即通过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利益，实现“治理”赋能。

新的公司治理体系应该倡导股东和经理人合作共赢。未来，企业不由利益相关者分享控制权，而是由掌握公司核心技术竞争力的企业家向全体利益相关者共同负责，股东的作用从“管理公司”到“管理资本”，同时加强外部监督的作用与利益绑定的激励机制。

FMBA

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升值

国有企业治理，需要解决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需要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变，从“管理企业”转变为“管理资本”，通过正规的公司治理机制参与公司治理，更好体现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角色。

市场的发展在倒逼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一方面，国有企业同样面临市场竞争与技术发展。政府并不是行业技术专家，需要依靠技术精英和企业家，因此，政府作为股东，通过股东大会等公司治理机制参与公司治理，将公司的经营决策权交给董事会或管理层，是适应时代技术发展和新市场环境的必然。另一方面，战略投资者也可以带给国有企业技术和资源。良好的国有企业改革能够实现国有经济和市场的高度融合。

国有资产的保值升值是国有资产管理的本质核心问题。政府的职能转变，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升值。同时，行业是具有生命周期的，国有资本也应有进有退，提高国有资产的流动性，优化国有资产配置，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国企混改是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加入民间资本，使得国有企业变成多方持股、国家控股主导的企业，有助于提高国企的竞争力和活力。现实中的联通混改、中国建材集团混改、国药集团混改等案例，都是国企混改的成功典范。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国企公司治理改革的另一主要方式。这一路径下，国有资本通过投资其他公司拥有股权，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由此带来的国有资本流动性，是国企改革的灵魂和创新的源头活水。

家族企业：在竞争中实现企业传承

与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类似，家族式企业也应该进行治理改革，完成家族股东从“管理企业”到“管理资本”的角色转变。长期以来，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存在股权高度集中、股权与控制权不分离、人才封闭性的问题，由此带来各类经营问题。

为了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家族企业应该主动追求变革，接受技术升级和业务转型。

·首先，需要通过分散股权引入外部投资者，这有利于股东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风险共担;

·其次，需要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通过治理机制干预企业治理;

·同时，需要进行市场化选拔，放权职业经理人，摆脱人才困境。一言以概之，解决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问题，需要加强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外部治理、外部监督、外部竞争都尤为重要。

讲座最后，FMBA同学向陆瑶教授询问了企业转型中的业务转变、人才需求变化、企业管理与资本管理的分界等问题，陆瑶教授进行了详细回答。未来已来，唯变不变。无论企业类型为何，在新的技术浪潮和市场需求中，转型变革都是生存之道，如何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公司治理新体系实现治理赋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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